按目前来看，新条例在征求意见的处理上、效力保障机制上，更多遵循内部工作的程序习惯，缺乏理由说明，缺乏对意见的参与方的回应性、公开性。
国际公法是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因此其法律渊源只能是国际条约和习惯。但是，现代经济法、社会法和环境资源法的发展并不局限于调整所谓纵向关系，对横向关系如经济合同、劳动合同、社会保障合同、环境合同关系也进行调整。
《物权法》一方面把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确定为基本原则。（二）国际法的国内化 国际法的国内化，有学者称之为地方化的全球主义[localized globalism]，[32]即国际条约、习惯为内国所接受，转变为对内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规则。[16] 经济法、社会法、环境资源法的出现有共同的社会背景，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是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化过程的必然产物。[19]英国学者哈特[H. L. A. Hart]把法律规则分为主要规则和次要规则，主要规则是规制行为的规则，但它面对争端往往具有不确定性、静态性和无效性，于是需要通过次要规则加以补充，其中承认规则通过授权使主要规则获得法律效力，改变规则授予公权力或私权利实行或修改新的主要规则，审判规则授权个人或机关就是否违反主要规则，应处何种制裁，作出权威性决定。国际法调整的是国家间的关系，不调整国家和公民、法人之间的关系，不得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而国内法也不得适用于国际领域，不得把一国国内法的原则强加于其他国家。
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法的内在结构，而这个内在结构不是凭感觉就能认识到的，需要人的理性思维活动。比如中国目前存在的政府采购合同、政府特许经营合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农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社会保障合同、社会保险合同、环境保护合同等，这类合同是直接体现政府意志并具有经济、社会、文化内容的合同，其本质是国家或政府实施经济—社会管理、分配公共资源、执行产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手段。有人曾提出形式法治比实质法治好,意思和理由是法的形式和程序法比法的内容和实体法还重要。
法律具有平等性,如果法律面前可以不平等,法的权威就会遭受严重损害。这种对法的产生、本质、作用与未来发展的看法,在1978年以后已经被我国的绝大多学者所摒弃。虽然它们涉及认识论和价值论的不同领域,但是同人类所共同创造的文明都是不能相容的,不仅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格格不入,也同一切进步的科学的哲学世界观背道而驰;因此,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研究,对繁荣中国法学,使其在世界法学之林也能独树一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一个时期里,中国的法学理论,除了照搬前苏联的理论,剩下来属于自己的创造,一是党的领导,二是群众路线。
他认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倡导和保护学术自由,是繁荣和发展学术的客观规律,违背这一规律势必受到惩罚,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
从1957年反右到1959年党内反右倾,结果是把党外和党内的嘴都封了法律主要是通过规范所设定的权利与义务来保障和调整各法律主体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政党制度的特殊性质和状况，防止某些党组织非法干涉法院的独立审判成了特殊的难题。进入 李步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国家 马克思主义法学 宪法司法化 法治实践 荣誉学部委员 宪法解释 李步云 法学原理 司法独立 权大于法 。
二是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根本的行为准则，即国家不应依照少数领导者个人的看法、智慧、注意力来治理，而必须依照符合事物规律、时代精神、人民利益、社会理想的法律来治理，不能权大于法，不能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适用法律平等包括对任何人无论其受保护或受惩处都适用同一法律规则，不因其性别、民族、财产状况、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等等的差异而有区别。[4]1996年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依法治国课题组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法制讲座，所提法治原则是五个方面。这种归纳未免有失偏颇，但也足见其重要。
这些都表明执政党的程序意识在加强。在西方的法治概念中，通常没有法制完备这一条。
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违反某法而可以不承担法律后果的软法作用不大。
当前建立权力制约体系仍然需要全面加强。十分重视法律程序的正当性，是西方法治社会一大特点。4、司法独立与律师自由。那种认为执政党的政策高于国家政策或代替国家法律的看法同样是不正确的。[1]美国学者富勒曾提出过法治的八项原则。不是宪法赋予个人权利与自由，而是个人权利产生宪法。
中国现在的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的修改已提上议事日程，通过法学家们的研讨，促进决策部门将它们修改好，程序正当原则有望得到进一步落实。它是指宪法和法律被制定出来后，在尚未修改之前，任何组织特别是任何个人都必须切实遵守。
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民，农民问题实质是八亿农民应当平等享有发展成果的问题。民生工程实际上是全体公民应共同享有平等分配的权利。
（八）司法独立 它是现代法治概念的基本要素之一，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治原则。况且，所谓法律体系有它自身的要求。
每个公民几乎天天要同行政机关打交道，其利益同行政措施息息相关。必须认真落实党十七大报告的精神和要求：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它们涉及一系列理论、观念的更新和体制、制度的变革。在中国重实体法、轻程序法的特殊历史与现实条件下，将其列为法治国家的基本标志之一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能够依照这些原则与方针，制定与落实改革执政方式的各种具体措施，真正做到党要守法是完全可能的。只有具备这五条，才能做到法制完备。
但以权力约束与权利保障为其特征的现代行政法，则是近代以来的产物。古代也有广义上的行政法，如官制。
在中国，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法律，在法治建设过程中执政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具体落实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但是从狭义看，两者又有一定区别。实现这一体制，除需建立内部与外部的有效监督机制、提高审判人员素质、完善科学的司法组织与程序外，杜绝来自外界的任何组织与个人的非法干扰是决定性条件。法治国家的目标模式，各国学者对此有各自的概括与表述。党的政策是党的主张，国家法律是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
法律至上原则适用于所有组织和个人，但其核心思想与基本精神是反对少数领导者个人权威至上、权大于法。[5]1998年8月29日笔者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讲座，所提法治原则也归结为五个方面。
报告说：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体法应体现与保障社会共同创造的物质与精神的财富在全体社会成员中进行公平分配。
（十）党要守法 近代以来的世界各国，通常是实行政党政治。衡指权力平衡，执政党与国家机构之间，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事业组织之间，领导个人与领导集体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应按分权与权力不可过分集中的原则，对权力做合理配置。
